转载]一、《宣和书谱》作者考《宣和书谱研究》
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9-10-31 10:40 浏览次数:

  (元)大德壬寅(1302年),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,始晋终宋,名曰《宣和书谱》二十卷。

  余绍宋在《〈宣和书谱〉撰人辩证》一文以七条根据指出吴文贵“裒集”之说实为“裒刻”之误,已成铁案,在此不赘。

  其二,宋朝蔡京、蔡卞、米芾所定说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一二《宣和书谱》:

  此说只是根据《宣和书谱》所著录宋人之书“终于蔡京、蔡卞、米芾”,并认为“芾、京、卞书法皆工,芾尤善于辨别,故为用其所长”这种以《宣和书谱》所记作者下限至于芾、京、卞就臆断三人是此书撰者的观点,显然难于成立。余嘉锡也认为:第一,此书不可能出自蔡京之手,因为在其传中,有徽宗高度称赞蔡京之语气,“是直作徽宗之语,纵由臣下代拟,未必出自京笔也”。第二,不可能出自蔡卞、米芾之手,因为《宣和书谱》的二人传中有指责他们书法缺陷的言论。如说蔡卞其书“圆熟未至,故圭角稍露”;说米芾“神锋太峻”,“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”,故余嘉锡说“使出二人手笔,恐亦不肯于本传中自著贬词”。余氏否定《四库》之说,认为其误“殆仅见目录中宋人终于三人,遂作此臆决之语,而未尝细读本书也”。(1)余绍宋也认为二蔡、米芾共定说,以米芾卒于大观元年,无役身后事之理,又书中三人传记措辞有扬有抑,也不通情理。故此说不能成立。

  其三,宋朝秘监编集说。清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彙考》列引用书目,题《宣和书谱》撰写者为“秘监”。

  按,“秘监”即非人名,亦非官名,其与“秘书郎”、“秘书监”毫无关系。实际上,北宋书画分藏于内府、翰林院、三馆秘阁(崇文院),如依收藏著录之惯例,则应分别出于内臣、馆臣之手,不当署“秘监”。

  考宣和时蔡攸方提举秘书省,此书必出于攸等之手。宜其颂扬京、卞不遗余力矣。

  此说只是依据蔡攸被提举秘书省而妄加断言。考宣和二年(1120年),蔡攸“权势既与父相轧,浮薄者复间焉,由是父子各立门户,遂未仇敌。”(2)攸虽为京子,既为仇敌,何以“颂扬京、卞不遗余力”?

  其五,蔡絛编撰说。郑中孚在《郑堂读书记》中认为出自蔡絛之手,故本书于元祐诸君如苏、黄等均未列入,而推尊蔡京、蔡卞。

  此说可从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卷五中得到反证。“吾以宣和癸卯岁(五年,1123年)尝得见其目”,余绍宋认为“所见既是书”。(3)再者,蔡絛的《西清诗话》为何却多载元祐诸公之诗,且论诗也以苏、黄为本?

  书画两谱(画谱指《宣和画谱》)必同时所作,画谱序作于庚子,序中有“今天子”云云,即编集之内臣所作,其不署名,盖未奉明诏之故。

  《宣和画谱》序中确有“今天子”云云,或可证明《宣和画谱》为徽宗内臣奉命编辑。但书画两谱毕竟是各自不同的两本书,倒反提出了一个另外值得注意的问题,为何《宣和书谱》(尽管没有序文)没有?

  《宣和书谱》的起稿,为内臣奉命而作,经徽宗审阅修改后定稿,这才是这部书编撰的真相。

  此说较之其他诸说显得颇具可信度。然《宣和书谱》的起稿,由“内臣奉命而作”之证据却嫌不足。内臣如何到三馆秘阁去检视收藏和写稿?宋徽宗又如何定稿?显然,此说仍不免有臆度之嫌。实亦仍未对《宣和书谱》作者予以定位。

  其八,肯定米芾参与说。王元军在《关于〈宣和书谱〉的几个问题》一文中提出:

  米芾虽没有参与本人小传的编写,但决不能断然否定他参与了《宣和书谱》的编撰。从《宣和书谱》体现的书学思想与米芾的心态思想相比照,就应得出这个结论;况米芾好讥贬古人的口气在《宣和书谱》局部也有显示。

  反细读《宣和书谱》者都会发现该书的书学思想与苏轼、黄庭坚的书论主张更为贴近,即与其把《宣和书谱》与米芾心态思想相比照,莫不如与苏、黄书论相比照。那么能否就此说明苏、黄二贤也参与该书的编撰呢?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(1105年),米芾卒于大观元年(1107年),下距成书时间甚远,何有役身后事之理?诚然,米芾在徽宗崇宁三年(1104年)任书画两学博士,且被徽宗特准,可以预观宣和内府秘藏,有参与整理内府书画的可能,但这与编撰《宣和书谱》是两回事。再说其书间有被贬意的书家仅有亚栖、(巧言)光、裴素几位,但在他们正规的各自小传中,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客观评价,根本找不到“米芾好讥贬古人的口气”。现录原文如下:

  裴素,失其先系,宝历初登第。善草书,其笔意盖规模王氏羲、献父子之学。观其《空鳃》一帖,可谓用意,然力不甚劲,而姿媚有余,顾未得古人落笔之妙,与亚栖辈可以季孟其间也。且羲、献以字画之妙出东晋,旷然与千古翰墨之祖,后之学者,未论升堂人室,而稍窥其藩篱,已足以名世。况素之字学殆已逼人,是宜在所录也。

  释亚栖,洛阳人也。经律之余,喜作字,得张颠笔意。昭宗光化中,对殿庭草书,两赐紫袍,一时为之荣。每论张颠云:“世徒知张之颠。而不知实非颠也。观其自谓‘吾书不大不小,得其中道,若飞鸟出林,惊蛇入草’,则果颠耶?”此亚栖所以独得而世俗未必知也。观其《谢真人帖》与草书《千文》,其所谓颠者欤!

  释(巧言)光,江南人也。潜心草字,名重一时。吴融赠其歌曰:“忽时飞动更惊人,一声霹雷龙蛇活”司空图亦为之歌曰:“看师逸迹两师宜,高适歌行李白诗。”当时称美著于篇籍者,不可胜数,苟非研精覃思,讵能至是耶?昔智永学书,四十载不下经阁,世号“铁门限”。怀素观夏云随风,顿悟笔意。彼皆不以外物撄扶其心,遂能造妙。观(巧言)光墨迹,笔势遒健,虽未足以与智永、怀素方驾,然亦自是一家法,为其时所称,岂一朝夕之力欤!

  裴素、西栖、(巧言)光三人,的确都被米芾在其他著述中讥贬过,然上述传中却看不到这种“讥贬”。尽管裴素传中略有微词,都应视为一种值得称道的客观评价,而这种客观评价,岂能仅限于米芾一人?况且,《宣和书谱》有诸多对书家的评价与米芾在其他书论中的评价大相径庭。如米芾曾讥贬柳公权:

  其书名大于外夷,往往以贝购之。当时大臣之家,碑志非公权书,以子孙为不孝。凡公卿以书贶遗盖钜万,至奴盗其杯盂,而贮笥滕识如故,公权知而笑曰:“银杯羽化矣”。人益服其德量云。然公权之书得名,正以楷法耳。

  草书若不入晋人格,辄徒成下品,张颠俗子,变乱古法,惊诸凡夫,自有识者。(6)

  其名本以颠草,而至于小楷行书,又复不减草字之妙。其草字虽奇怪百出,而求其源流,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,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。后之论述,凡欧、虞、褚、薛皆有异论,至旭无所短者。

  以上所录,可谓代表性书家。不知持“米芾参与说”者对其评论之差异,该如何解释。再者,说米芾讥贬亚栖,而为何亚栖被《宣和书谱》著录书作一十有五件,而喜欢自吹自擂的米芾却只有两件?

  关于御撰说,刘涛认为,余绍宋的辩证“似有取舍的难色”。(7)认为余既称“窃意以为徽宗时内臣奉命编集者”,又说“为此书为徽宗御撰,不为无故”。此说因证据不足且有含糊不清之嫌,古难免被人质疑。我倒认为此说颇为可信,待下文专门论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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